中国经济的五大负担
中国经济的五大负担
新一年就在眼前，而中国经济的新旅程，背负着五大负担上路，当然难以从容前行。
2013就要来了，民众期许中国经济在新一年，能够迈上与过往十年风格并不相似的新旅程，屡屡被寄予厚望却最终落空的政策期许，在新旅程上得以呈现“接地气”趋势。 无疑，2013年，中国经济将“负重”旅行，但必将开始逐步卸下背负多年的包袱，朝着调整结构和优化质量的方向行进。 中国经济“负重”旅行，源于20多年市场化浪潮过程中，囿于制度变革的滞后，经济领域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正在阻遏中国经济走向更高台阶。2013年，至少，五大负担将是中国经济不得不背负前行的。 货币存量高位运行是“首重”，2013年一季度，中国就将不得不背负“百万亿元M2起舞”。 目前，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是94万亿元，按照13%的年增长速度，100万亿元M2近在咫尺。庞大的M2规模所积累的通胀压力，也必然会在明年充分释放开来。 11月CPI再上2%，一定程度上预示中国远没有通缩的忧虑。而随着天量货币流动性的存在，物价形势随时可能会发生逆转。由此，通胀压力的始终存在，势必会严重制约货币政策的宽松空间，料想明年的货币政策将会更为被动。 过热冲动再起是第二大负担。 明年恰逢各地新一届政府成立伊始，而中国经济有着明显的政治周期，本专栏此前曾经专门论述过由政治周期带来的“三八定律”，即能很好阐释这一现象。每逢换届之后，往往都会掀起一波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比如1993年，2003年的经济过热。 不久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亦暗示，“中国经济始终存在过热的冲动”，算是为明年的经济可能过热，事先敲响了警钟。在目前制度变革仍未见明显踪迹之际，经济增长定然还是会高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重回超高增速。 眼下，各地纷纷上马重化工项目、房地产热潮再起，种种迹象都表明，类似2003年一季度“非典”之后的经济双位数增长，随时可能重演，那时候，投资增速曾经跃上43%的峰值。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高层对此有清醒的认知。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介绍说，李克强副总理最近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想速度上去简单得很，但不愿意采取这些措施，希望增长是可持续、健康的；这个放缓是我们主动的，我们乐见放缓，把重点放在提高效率、提高质量上，不能再要那个速度。” 可以预期，本轮经济不断放缓周期，中国国务院不会再像08年那样，重启代价高昂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将更多的寄托，放在制度变革和结构转型领域。 房地产泡沫乃中国经济新旅程的第三大负担。 没错，房价持续攀升是支撑过去十年经济腾飞的核心因素之一，房地产热带动了工业化热，各地经济因此被盘活。 但如今，却成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更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20倍以上，房地产泡沫已经蔓延到中国最偏远的小县城。 当举国皆靠房地产支撑，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实体经济因此走向空心化的时刻，卸下房价泡沫就是“壮士断腕”，不得不做的事情。 中国经济新旅程，能否顺利上路，能否度过惬意的新十年，就看新一届政府能否恰当处理好房地产泡沫问题。显然，继续过去十年的老路，最终会被泡沫彻底绑架而积重难返。 唯有重新梳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推进土地制度、财政制度的变革，同时理顺房地产的市场逻辑，挤出天量空置房，打掉泡沫才是让中国经济“轻装”走向新征程的锦囊之策。“穿新鞋走老路”，断然不是新旅程所期望的。 民资远离实体、国企表面光鲜是第四大负担。 正是由于资产泡沫持续高企，实业环境极其糟糕，民间资本在最近几年明显加快了抽离实体经济的步伐。除了以往品牌转型较为成功的企业，多数民企的利润率极低。
我今年在中国经济最富庶的江浙、粤闽等省份，相继走访了数十家民企，拜会了他们的创始人和经理人。在和他们的对话中，印象最深刻的即是他们多数都看不到实业方向，都深陷地产泥淖，遑论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而国企的日子好的不得了，始终坐享政策福利——高额的财政补贴，低息的贷款，垄断的行业地位等等。国企的典型代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尽管表面上是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看起来完善的商业银行，但是实际上仍然难改行政色彩浓重的本色。在实体经济惨淡之际，他们却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不断地盘剥，最终只能让实体经济雪上加霜。 利益集团加固，阻遏制度变革进程，是为中国经济新旅程第五大负担。 解决中国经济诸多问题的一大症结，就是要仰仗制度变革的推进。而最近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高速成长，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牢牢形成，现有的制度红利足以让他们的日子极其滋润。 于是，收入分配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诸多领域都难以有实质性推进。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深圳调研时强调，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多个场合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都说明中央高层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新一年就在眼前，而中国经济的新旅程，背负着五大负担上路，当然难以从容前行。形势比人强，新十年之约已经开始。这第一年，自是必须要谋好局，开好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2013年是十分值得期待的年份。我们完全可以怀着对新年的憧憬，和中国经济一道走向满怀希望的2013.
李佐军：中国经济第三次大变革 五位一体全面转型 十八大报告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设计和新的理念，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领域的改革成为走向未来的主要途径——可以这么说，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大变革，将是上述 “五位一体”的全面转型。 第三次大转型 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三次大转型阶段。转型可以分为广义转型和狭义转型：广义转型是指包括制度或体制转型、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内的全方位转型；狭义转型是专指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的转型。从广义转型角度看，我国已经完成了两次大转型，正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 第一次大转型是社会根本制度的转型，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第二次大转型是经济体制的转型，是指改革开放后推进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第三次大转型主要是推进发展模式或发展方式转型。虽然社会对于此次转型的起始时间点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这条发展主线并无争议，显然，第三次大转型尚处于进行之中。 与前两次大转型相比，第三次大转型看起来是狭义转型，但事实上发展方式转型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它依赖于制度等其他转型。在十八大报告提出 “五位一体”建设之后，第三次大转型就不仅仅是发展方式转型，而是一个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改革)、文化转型、社会转型、生态转型等内容在内的全面转型。因此，这次转型具有广泛性、综合性、深入性等特点。 综合来看，推进第三次大转型是势在必行、大势所趋。从经济转型来看，我国经济面临从“速度效益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经济”转型、从“低端经济”向“高端经济”转型、从“模仿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从“外需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型的形势；从政治改革来看，居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政治诉求更加广泛，政府内部存在的债务压力和消极腐败等问题也使政治改革更为迫切；从社会改革来看，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在迫使社会加快改革和转型；从文化转型来看，在道德、诚信、公民意识及创新等方面，依旧存在不足，需要通过文化转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生态转型来看，温室效应、能源危机、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容忽视，生态转型成为当务之急。 消除转型的四大障碍 改革本身就是转型的核心内容，制度或体制改革是转型的题中之义。通过制度的创新、制度的优化、制度的改革来创造有利于各种主体向转型目标前进的制度环境，提高主体(政府、企业和公民)采取转型的积极性。 以产业转型为例，地方政府应该是引导而不是主导，否则将会留下后遗症；另外，将制度改革好了，产业等非制度转型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通过改革建立起合理的制度后，各个主体会按照合理制度的引导，自发调整自己的行为，最后逼近合理的结构。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转型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根源和障碍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没有抓住转型的轴心，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轴心是各种主体和制度，但是作为主体和制度，政府自身的转型、国有企业的转型、法律制度的转型、文化的转型等还没有得到实质性推动； 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第三，决定转型的重要因素是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的设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转型的方向和成败。目前，由于地方政府受GDP、财政收入、工业产值等指标的影响，转型在这一层面常常落不到实处； 四是未形成上下齐转型的共识和氛围，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总体而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要消除转型的主要障碍，就必须推进全面改革。 推进十大转型 对比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第三次转型的目标要求，我认为，需要全面推进十大转型，包括主体转型、制度规则转型、改革方式转型、发展目标转型、增长动力转型、财富分配转型、产业转型、区域转型、要素投入转型、排放转型或生态转型。 其中，主体转型包括政府转型、企业转型、民众转型：政府转型是指政府由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由经济型政府向社会型政府转型；企业转型主要是指企业结构转型和国有企业定位转型，方向应是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各得其所；民众转型是指民众要向现代公民转型，既要有权利意识，也要有责任意识。 制度规则转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即由现在的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法治市场经济转型；二是法律制度转型，即要向现代法治转型，法律要平等约束所有社会主体，维护宪法权威；三是文化制度转型，即按照十八大要求，“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四是政策转型，即由替代市场的政策向促进市场的政策转型。 改革方式转型，不仅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型，而且改革方式也要转型，我们要推进科学改革、人本改革、公正改革，扭转一些人对改革的质疑和误解。 发展目标转型，即由追求速度型增长向追求效益和质量型增长转型，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质财富增长，向追求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平衡增长转型，由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型。发展目标转型涉及到考核指标、考核制度的转型问题，考核指标转型的方向是要提高民生、效益质量、资源环境等方面指标的权重，考核制度转型的方向是由“以上评下”为主向“以上评下”和“以下评上”相结合转变。 增长动力转型涉及到两个层面的动力转型：第一个层面是由主要依靠“需求边力量”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供给边力量”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第二个层面的动力转型是指需求内部结构的转型，即需求边的结构转型，包括三个方面：由原来主要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由原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型。 财富分配转型，要按照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实现财富分配结构的转型。具体来说：一是在政府与老百姓之间，要推进由追求国富民强向追求民富国强转型；二是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要推进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向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公平分配转型；三是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要推进由财富集中向财富公平分配转型。 产业转型主要表现在：一是由原来主要发展低端、低附加值产业向主要发展高端、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二是由原来主要发展农业、一般性制造业向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三是由原来主要发展贴牌产业向主要发展品牌产业转型。更具体来说，产业转型升级包括如下8个方向：产业高端化、产业高度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低碳化、产业融合化、产业国际化。 区域转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由主要推进土地城镇化向推进新型城镇化转型；二是向区域公平发展转型，尽快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缩小区域差距；三是向城乡统筹发展或城乡一体发展转型，协调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人口城镇化，既要防止“城市病”，也要防止“农村病”。 要素投入转型，是其他转型的重要条件。要由原来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包括土地、资源、普通劳动力等)向主要依靠高级要素 (包括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现代融资等)转型，通过提高高级要素的投入比重去支撑其他的转型。 排放转型或生态转型，要按照十八大最新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我国转型需要涉及的层面较广，要想真正实现这十大转型，我们必须从相对立体的层面着手，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改革行动。(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