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名人成微博打拐最重要助推力量
中国每年有多少被拐儿童？有多少被强迫致残后在街头行乞？关于这类问题，我没有做过系统调查和考据，只好先说说个人的经验。但我斗胆判断，大多数读者都应该与我有相似的经历和感受。
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乞讨儿童”的问题，是11岁上小学五年级时跟家长去武汉旅游。晚上在一个广场上，我看到好几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左手手腕上插着一把刀，右手拿着碗向路人要钱。跟我们同行的一个叔叔还逗他们，假装掏钱，结果只是抓了把空气扔在要钱孩子的碗里。现在回想当时的感觉，应该是困惑和恐惧：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跟我一样去上学，觉得他们很可怜，同时也害怕自己变成他们那样。
再次对乞讨儿童留下印象是上高中时。那时总有个被挖了双眼的小男孩坐在北医三院附近的路口，摇头晃脑像是在哼歌。我相信那几年常在学院路附近行走的人都对他有印象。等我上了大学后，还能在学院路附近看到他，那时他已经长高了，但还是摇头晃脑地坐在地上要钱。每次看见他，我就会对“人生际遇”心生感慨。但路过他没多久，就很快忘了这些。人人都有太多事要忙，看电影、谈恋爱、找工作、买房子……一个受难儿童与我有何相干？
今年我30岁。我常坐地铁，总能遇见在车厢里乞讨的人，还有孩子。每次“被要钱”，我总是向他们点一下头，就继续看书或听歌，希望能传达出不卑不亢。但我也看到很多乘客给他们冷漠甚至羞辱的回应。我越来越想问那些行乞的孩子：你恨这些拐你的和羞辱你的大人吗？你长大后会向他们报仇吗？
我查了一些新闻，发现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共通的问题。而在向那些人贩子表达愤怒之余，我们是否需要扪心自问？多年来是否允许自己渐渐对乞讨儿童问题习以为常？其实我们都知道眼前那些要钱的孩子是被拐的，但除了“事不关己”的心态甚至对脏兮兮的他们表达厌恶外，有几个人是站出来直面并阻止这个问题的？我们怕的是跟在孩子身后的一个大人，还是整车厢的大人都袖手旁观让自己落单？至少我觉得我应该检讨自己。
好在一直以来，还不乏有人在为这个问题做出行动。就说2007年的文娱界，盲人歌手周云蓬和新疆民谣歌手洪启不约而同地发表了关注中国儿童的作品。周云蓬的《中国孩子》提到了河南艾滋病村、山西煤矿区等各地孩子的遭遇。洪启的《阿里木江，你在哪里》写的是阿里木江被拐走，他们的父母焦急、绝望地寻找。洪启在唱片文案中向听众呼吁：“每年都有许多这样的小男孩被犯罪集团拐走，然后把他们培养成扒手。如果今后你们有谁在公交车上遇到了这样的小偷，请不要打他们。”据统计，2007年年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2.1亿人，略低于美国的2.15亿位于世界第二位。但与网络的扩展和网络海量信息相对的是，周云蓬和洪启作为“非著名”歌手的有限影响力，他们对儿童问题的关注最终止于有限的小圈子内。
时间到了2011年的现在，在喜庆的春节期间，“解救乞讨儿童”以53万余条的微博数排在了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榜的前几位。而让这个话题被更多人知道、参与的过程中，明星们可以说起到了主要作用。韩红1月15日才注册新浪微博，此后都是更新一些个人动态。1月22日，她转发了一条哈尔滨11岁女童失踪的信息。这几乎成为把“乞讨儿童”问题从文娱界扩大化到全社会的情感导火索。2月5日，韩红更新微博：“观濮存昕‘禁儿童乞讨提案’有感……被拐小女孩哀求：‘叔叔，求你别用硫酸了，还是用刀子割吧’……一个民族连自己的下一代都保护不力，恐怕也没有人会觉得生活幸福。”由于韩红在文娱界的影响力，很多明星、名人都开始关注“解救行动”。而且凡是每多一条新的求救信息，转发的人都会“@”给一些明星，希望通过他们的转发引起更多人关注。通过明星动辄拥有上百万的粉丝“几何级放大效应”，“乞讨儿童”问题被迅速传播至更多人眼前。我也跟一些歌手和媒体同行交流了一下，不知道是否更多也都有这个感觉——“拖”了这么多年的“乞讨儿童”问题，这次也许真的有望解决了。
我们仅从新浪微博的“粉丝”数据，就可以看出文娱明星在“微博时代”的影响力。截至截稿，新浪微博综合“名人排行榜”前8位都是文娱明星，姚晨以559余万排第一，小S、赵薇、蔡康永、谢娜都是400余万，随后是何炅、黄健翔、李冰冰。“IT界代表”李开复以339余万排第九，“地产界代表”潘石屹以325余万“垫底”第十。很多人都关注的地产名人任志强“粉丝”285余万，王石133余万，而仅影视新人杨幂的关注人数就为271万。以往，文娱明星参与公益往往被认为是“宣传”的一部分，他们的吸引力更多被用在各类晚会或大型活动上，无论多大的文娱明星还是会被“戏子”的旧观念抻住后腿，明星必定不如专家教授、不如企业老板等。但在微博时代，民众的意见被更简单、直接地释放，“极具关注度”的明星最先成为民意传达的中转站，明星的“微博能量”已经超越其他行业领域的名人，对群众发挥着更大更直接的正面影响力。现在，韩红正召集社会活动家、律师等人士把解决“乞讨儿童”问题列入两会提案。被微博时代“改造”的明星正成为反映、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新管道。